“记住乡愁”(之五):八十年间苦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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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住乡愁”(之二)中记录了我的童年生活,从我诞生至今80多年间我的生活充满离奇和坎坷,我一生中与数字“九”结下不解之缘:我是我母亲生下的第九个孩子,出生年月是1936年6月3日,年份3十6=9,日期6十3=9,母亲生我后九个月父亲因病去世,因家庭贫穷我直至九岁始上学,我在省重点中学高中毕业后被保送考入北京的一所国防工业大学,我学的专业是代号九专业,我一生所上过的学校有九所(自小学⇒中学⇒大学⇒成人学校为4+2+2+1=9),自57年反右到78年平反一直“享受”臭老九待遇,我的身份证号最后数字也是九……

人生就是这样奇妙,有时大起大落变化无常,现代人都讲起跑线,我的“起跑线”在哪里呢?生活条件就在本仁堂里一间房,“卫生间”是放在床边一只“马桶”,洗浴条件更没有,夏天还好在天井里放只木桶洗澡,冬天经常是三、四个月不洗澡,到春天身上尽是厚厚的老坑;上学更是九岁上学十岁留级,小考初没考上,通过熟人开后门进了吴兴县中,幸好只读了半年,县中与省重点中学湖州中学合併,学校这一转我也转了运,自此学习成绩突飞猛进,初中任数学课代表,高中学习委员,用现在话说是“学霸”,数学考试次次120分(满分100分,另加分题20分可不做。)于是高中毕业时因我学习成绩好,政审没问题,又是团员,就被保送考进军工大学(十人考上五人),成为当时向往的“红色工程师”摇篮一员,将为建设强大新中国贡献自己一分力量,心想我的前途将无限光明。

但是命运又捉弄人,刚进大学恰逢五七年的整风反右运动,我这本是“根红苗正”的也竟莫名其妙地被划为“右派”,当了“戴帽”和“摘帽”右派21年,当时虽未受处分,1958年由保密的国防军工学校转学至一般工科大学(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也算是国家重点大学),大学毕业前夕“右派”帽摘了,1962年毕业分配到河南省地方企业,在这里我夹着尾巴做人,工作上却积极努力,屡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曾当选市青联委员,除了特珠政治待遇外其他未受影响,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我也迎来了春天,接着入党(转正后进入党委班子),提干(成为大中型企业厂长负责制的厂长,正处级市管于部),职称升级(高工),增资,分房(首批正规商品房与市领导同楼层),出国(带领团队与美国企业合作联合设计),评模(连续二年市劳模)……个人和家庭生活质量明显改善,随着改革开放,落实政策,我退休后和老伴来到令人仰慕的上海居住,亨受良好的退休生活和高龄老人照顾,我非常滿足现在的生活,与我儿时住在本仁堂情况根本不能比,老家湖州现是全国“绿水青山”典范,最近新华社和央视对包括我当年的故居在内进行了采访报导;我定居的上海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处于全国领先,平均寿命全国最高(现我已82.5岁,超过男性平均寿命80.2岁)我这八十多年来终于苦尽甘来,真想不通为什么有些人却移民国外,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只有有比较才有鉴别,现在我们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最近家族开会又一次回到我儿时居住的故居不禁心潮澎湃,感触万分,我在儿时居住的本仁堂一间房已由公家(旅游公司)出资租用,不久将作为民宿像名镇乌镇一样对外开放,现在百姓生活无忧,只要身体好还可以在全国和世界各地旅游观光,下面照片就反映有从小西街走向世界,我这个曾经在起跑线上的落后者现还在离终点线前努力奔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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