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篇
- 奋起仗剑
一．。 二后考辨
公元前481年宣义公把儿孙安置到雁门，自己隐居马山夫椒，到刘邦建立汉朝，中间经历了战国、秦朝，二百七、八十年，我们老钮家的家谱完全断层，没有一字记录。“国兴家兴，国破家亡” 的惨痛教训是刻骨铭心的。子子孙孙要牢记这个教训。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了“弘扬祖德，团结宗亲，激励全族，与时俱进，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做贡献的口号”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钮氏家族“世守儒素家风”， 传承、发展的必然。 “吴兴花林钮氏，汉二后五侯之後” 之说，见之于家谱记录的是：明隆庆六年壬申（1572年）赐进士出身南京工部主事文湖叶可成撰《吴兴钮氏族谱》原《序》中的话。
宋、谈钥《吴兴志》之《著姓篇》云：姓之有望，（产）生於绪（理清头绪）姓族之藩（封建王朝分封的地面），而别其地也。古者，因生赐姓，胙土命氏，汉邓氏、应氏，有氏族编纂，叙世系。至晋贾弼，撰姓氏簿，始附之州郡。南朝、宋、王俭广其书，东南之族具焉。吴兴郡著姓之说，率根源於是。历数百千年，时有升降。阀有盛衰，若不可一概定。然考之太平寰宇记，（笔者注：太平寰宇记，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始撰北宋地理总志。增加风俗、姓氏、人物、土产、四夷等门。今本佚去八卷。《古逸丛书》刊有杨守敬从日本辑回所缺五卷半。杨守敬（1839——1915年）清末民初历史地理学家）李宗锷图经，王曾图志及续图经等书，述地理而参诸学者，皆言姚、沈、邱、钮。长兴曰钱、胥，今故叙四姓著於乡之由，而长城（即长兴）之钱附焉。……钮姓不详得姓之由。汉有关内侯馥，而冲、充皆以牧守袭爵，其为姓旧矣。……吴景帝有钮后，陈武宣章后本亦姓钮，……以二后五侯之族，其为著姓宜矣。
南朝宋、山谦之《吴兴记》二十一则：吴景帝钮皇后父葬卞山，令百姓兼丁三千人开之（见谈志青塘注）。山谦之，据《宋书》载，孝武帝刘骏（世祖）初为奉朝请。奉朝请是南朝安置闲散官员的官号。沈约在《上宋书表》中说，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书》，篇牍未广，后来悉委奉朝请山谦之，山谦之于孝建初亡（孝建共三年，454——456年）苏宝生续，苏诛，孝武帝大明中又命徐爰踵成，沈约终成。吴景帝孙休公元256年登基，到山谦之亡故仅二百年，所以，山谦之之说当非妄言。况刘宋建都南京与吴兴甚近，也不致史料传送失误。
唐颜真卿《石柱记》记，乌程县陵墓有帝颛顼冢、吴大帝陵、吴景帝陵、钮皇后陵、……
明万历《湖州府志》青塘一目，下注：县北迎禧门外吴景帝钮皇后父葬卞山，发民丁三千人开之以通墓所。
至于陈武宣章皇后正史已有记载，就不再费笔墨了。（六朝篇中再叙）
以上吴景帝钮皇后从南北朝一直到明代都有历史记载，而永建公又为什么又把它推翻？他在《钮氏源流新考》中既承认孙吴确有钮皇后，又不信是吴景帝钮皇后，冥思苦想搬出一个孙皓宫内宠姬很多乱佩皇后玺绂，说，大概有钮姓女在孙皓宫内佩皇后玺绂的吧！？纯属迂腐。为什么在陈寿《三国志》中不见钮皇后？多说一点。后，有皇后，有王后，还有把后妃连在一起讲，把贵妃也说是后，等等。陈寿撰《三国志》以魏为正统，在魏书称《后妃传》，在蜀书则称《妃子传》，在吴书则称《妃嫔传》。连蜀、吴立的皇后都不承认。此其一。其二，皇后有的是在世时立的，有的是死后追封的；有的是皇帝封立的，有的是太子即位后尊上位号的；有的是皇帝老婆称皇后，有的是诸侯王的老婆称王后等等，等等，家谱记的是“二后” 也没有说是皇后还是王后。其三，陈寿《三国志》简而又简，不是关系到与历史发展有关的人物均不作传记，相反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陈寿是晋朝人，他只能以魏为正统，否则晋朝就不是正统而是伪朝了！那不有杀身灭族之祸吗？永建公一定要到正史里找出皇后的记载，却忘了这点，岂不是缘木求鱼吗。
问题是家谱在二后五侯之上有一个“汉” 字，这汉字是否指从春秋到汉朝呢？果真是也可以勉强解释为吴王第八宫后及吴景帝钮皇后，因为也有人把三国说是蜀汉时代。如是仅指汉朝，那就有王锡爵之说，王庭实改姓了钮，所谓“日暮汉宫传腊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的二后五侯了。（但是要注意，钮氏有外戚五侯之贵一说是在孙吴钮淑时出现的）如是指汉朝而後，那末吴景帝钮皇后及陈武宣章皇后本姓钮的便是。总之，钮氏是皇亲国戚。吴王第八宫后，吴景帝钮皇后，……还有清代，清世祖顺治皇帝庶妃钮氏，是汉人。不是说满汉不通婚吗？不是的，连圣祖康熙皇帝都是汉人生的呢！佟佳氏本汉军，上命改佟佳氏入满州，后，族抬旗。清史稿后妃传写得明白：世祖以汉女为妃。庶妃钮氏生一子名隆禧，还封到纯靖亲王，是世祖第七子，康熙十三年封，十四年分给佐领，十八年七月隆禧疾笃，上亲临视，为召医。是日再临视，日加申薨。上痛悼辍朝三日。太皇太后欲临其丧，上力谏，乃止。上复欲临奠，太皇太后亦谕止之，留太皇太后宫中。越日，上临奠，命发帑修茔，加祭予谥。子富尔祜伦袭，明年薨，上辍朝三日。又明年葬纯亲王隆禧，上临奠。富尔祜伦无子，未立後，爵除。看看，康熙皇帝同隆禧的兄弟关系咋样，太皇太后乃太宗皇太极孝庄文皇后，对隆禧的关爱也写得很清楚了吧。这是《清史稿》原本记录不造假吧。考辨这些问题无非考证钮氏曾是皇亲国戚，我想也不必争辨这个人是有的，那个人不是的，徒然无谓的费时费力。
二．惟馨公考辨
（一）《吴兴谱》记载：
1．恩命。
诏关内侯钮馥曰：朕起丰沛，孚应天人，协尔众师，克承景命。今强秦已诛於关陕，逆羽自刎於乌江。固留侯良赞画之功，将军信敌忾之力，而尔馥亦与其谋，克底其绩者也。朕特赐以铁券一、玺书一。进阶侯爵，食邑关内。尔宜受兹简命，益恭其职，以勉将来之勋。慎毋怠荒，以负朕意。钦哉。
汉高祖七年辛丑二月初一日诏
2．《祖功宗德录》其二。
汉关内侯讳馥，字惟馨，妻胡氏。初，晦名避乱，迁居代州雁门百家街。及高祖，奋起仗剑，诛秦灭项，有功不伐。锡以铁券，诰命封关内侯。其为政也，制典章，正法度，本礼秩，以治民，民皆佩德。及终，以礼葬，赠辅国上将军，谥忠毅。终于高帝八年壬寅。
3．《惟馨公像赞》
吾貌渥然，吾眸炯然，自观非戡乱之材，胡统乎十万之权。呜呼！不过遭遇圣明，仗天威也，吾何能哉！
壬寅八年（公元前199年）馥自识
关于钮馥的史实，既有王俭《姓系录》为证，又有官方考证及家谱记载，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
这里插一段：为什么考证家谱要考辨它的真伪泥？原来南朝、齐，有个贾渊，字希镜，平阳襄陵人。祖父贾弼之，父亲贾非之，到贾渊，三代世传谱学，凡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永明中（483——493年），王俭抄次《百家谱》，与渊参怀撰定。（可真了不起，连王俭都要向他请教请教）建武初（494——497年），渊迁升长水校尉。有个荒伦人叫王泰宝，贿赂贾渊，把自己冒充琅邪王氏写进琅邪王氏谱。贾渊被钱买倒了。尚书令王晏揭发他，御状告到齐高宗那儿。贾渊坐罪关进牢监，“当极法” 。 极法就是极刑杀头，甚至焚尸。贾渊的儿子“栖长谢罪，稽颡流血。”朝廷哀之，免渊罪。在门第等级森严的当时伪造家谱是要杀头的。就是一直到清朝，伪造家谱也是有罪的。你看，考秀才要填祖宗三代履历，还要廪生担保，如有虚假，连同受罚。所以，人人把家谱看得比性命还重要。那怕是逃避战乱，金银财宝可以抛弃，而家谱是人在谱在，至死也要揣在怀中抱着不放。我们老钮家的家谱就是这样。远的不说，就说近的，请看《1996年续修谱前言》：“1993年，幸在因梁（甸夏）三子心恪的北京寓所发现由因楚（翘南）珍藏多年之老谱四册，如获至宝，喜出望外，续谱有望。尤可嘉者，其母朱章英女士虽卧病期间，犹再三叮咛：“应从十五世因字辈起，续修入谱，”……。”这是经历“文化大革命” ， 冒着挨斗、抄家、上纲上线，“企图翻天”……的后果保留下来的。还有“文革” 刚结束，族弟钮建新清理档案发现《吴兴钮氏西支家谱》赶紧偷偷复制下来。我们现在能看到家谱，研究家史，是多幸运呀！
听完插曲，言归正题。上面讲到惟馨公的史实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从公元前481年到秦二世元年，即公元前209年，晦名避乱了二百七十二年之久的钮氏竟平地一声雷，崛起为二后五侯之贵，总不能不作出一些考证、分析吧。事情还得从为什么托付赵鞅，安置雁门说起，在黄池之会前赵鞅因范氏、中行氏作乱，奔晋阳，后击败范氏、中行氏，并据有邯郸、柏人，扩大了地盘，此时的赵鞅“名为晋卿，实专晋权” ，孔子书《春秋》曰：“赵鞅以晋阳叛。”评价如何且不分辨。果不其然，六年后的晋定公三十七年，公元前475年立赵国。到晋出公十七年，公元前458年赵鞅卒，其子赵毋恤代立，是为赵襄子。赵襄子“丧服未除，北登夏屋，请代王（襄子姊前为代王夫人），使厨人操铜[木斗] （木旁一个斗字）以食代王及从者，行斟，阴令宰人各以[木斗] 击杀代王及从官，遂兴兵平代地。”（引号中是史记司马迁原话）。我们可以想一下，晋阳近在雁门之南，夏屋就在雁门，这样二件大事钮氏能袖手旁观，高高挂起吗？我看，那时的钮氏早已是赵国的客卿了。到晋烈侯六年，公元前410年，魏、韩、赵相立为诸侯国。钮氏当更不用说，已经牢牢札下了根。秦兼天下，以暴虐为天下治，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六国旧贵族无不举义军接踵而起。惟馨公此时也举义军在反秦的行列吧！有何为证？1。诏书写得明明白白，是“协尔众师” ， 不是令尔如何、如何，2。祖功宗德录也写得很有分寸，及 高祖，这个“及”字作同解，作与解，作跟解，都是与高祖协同作战的意思。而且后面连着“奋起仗剑” 一句。奋，振起的解释。振奋起来，与高祖协同作战。仗剑：仗者，兵器的总称也，各种兵器组成的一支队伍，剑者，指执剑者，执剑者，队伍的指挥者也。证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惟馨公就拉起了一支义军反秦，与刘邦协同作战而且更加振奋了。3。证明惟馨公是赵国旧贵族义军还可以从宣义公亲临雁门安置和迁居代州雁门的“迁居” 二字理解，是一个贵族大家迁居，而不是流亡，更不是伍子胥过昭关沿街乞食。4。从高祖刘邦起义只用了七、八年就登上帝位，如果惟馨公从底层做起，那能与张良、韩信坐在一条板凳上“亦与其谋” ，而且还“统十万之权” 。一个权字用得太有分寸，太确切了。不是统十万之众、之兵、之军、之师……，而是统十万之权。这里的统字作综理解，权字作权衡解。是说综理十万人马作战的战术、战略，权衡利弊“亦与其谋” ，是统帅下的高级参谋吧。笔者在抗日战争期间在上海天蟾舞台看义演全本“楚汉相争”，节目单上有一个纽馥的角色，当时同去观剧的人说，是你的老祖宗。所以十分注意，演到刘邦召集军事会议的一场，钮馥是文官打扮，而且还站起来向刘邦一拜作了发言。这个场景巳经几十年过去却记忆犹新。我想那位剧作者一定是掌握了大量史料，凭空是设想不出耒的。文官打扮又说明是高参“亦与其谋” 是也。5。什么时间惟馨公跟随刘邦协同作战的呢，应该是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巨鹿之战” 时，也就是刘邦西进的路上。请先看几张地图，然后作进一步分析。
钜鹿之战，发生于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十二月，（注，那时以十月为一岁之首，还不是以一月为一岁之首）它是秦末农民大起义中起义军同秦军主力章邯部在钜鹿地区（今河北省平乡县西南）的一场战略决战。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爆发了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九月，项梁、项羽和刘邦相继在吴中（今江苏苏州）、沛县（今属江苏）聚众起义。被秦所灭亡的六国旧贵族也乘机起兵，出现了天下反秦的形势。章邯统率的部队，它作为秦军的主力，与农民军凶狠拚杀，首先镇压了陈胜、吴广起义军，旋即击灭齐王田儋、魏王咎等武装势力，接着其又调转兵锋，扑向项梁等人率领的楚地起义军主力。经过几次各有胜负的拉锯战后，章邯利用项梁小胜后轻敌麻痹的弱点，发动突然袭击，大败楚军于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杀死项梁，使起义军遭受一次重大的挫折。 章邯在取得定陶之战胜利后，也产生了骄傲轻敌情绪，以为“楚地兵少不足忧”。遂移兵北上，攻打赵国。赵军将寡兵微，非秦军之对手，数战不利，赵王歇遂被迫放弃都城邯郸，退守钜鹿。楚怀王接到赵王歇、张耳等人的求援文书后，即召集手下将领进行商议。大家认为，尽管楚军自定陶战败后元气大伤，但若不及时救赵，章邯灭赵得手后就会移师南下攻楚，从而使得反秦武装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同时，秦军主力胶着于河北地区，这造成了关中空虚，给反秦武装提供了乘隙进关灭秦的机遇。鉴于这一分析，楚军统帅部遂果断作出战略决策：任命宋义为上将，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统率楚军主力5万人北上救赵，以伺机歼灭秦军主力。同时，派遣刘邦率军乘虚经函谷关进入关中，伺机攻打咸阳。这一战略部署的着眼点在于两支军队互相配合、双管齐下，使秦军陷于两线作战、顾此失彼的被动局面，以收一举灭秦之效。刘邦军西进至高阳、陈留一带，其间还北上进攻了白马（白马再往北就是邯郸、巨鹿。）扫荡完彭城到巨鹿之间的秦军，开始了真正的西进。惟馨公应该是这个时侯与刘邦协同西进。因为史料写得很清楚，“诛秦灭项” 都有功，而且封了关内侯。诏书对钮馥的功绩和作用评价是很高的，把他放在与张良、韩信共同参谋、策画的地位。
惟馨公在汉朝建立之初还协同儒家叔孙通“制典章、正法度、本礼秩、以治民，民皆佩德。”更值得称颂的是惟馨公的人品，公元前202年，汉王五年，刘邦即皇帝位，准备给大家论功行赏，大臣们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甚至拔剑乱砍宫殿柱子争夺爵位。而惟馨公呢，汉高祖封他为关内侯时，他却谦恭自识地说：“吾貌渥然，吾眸炯然，自观非戡乱之材，胡统乎十万之权，呜呼！不过遭遇圣明，仗天威也，吾何能哉！”与争权位夺利禄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种种事实表明，惟馨公不选择项羽而选择刘邦是其智也，跟随刘邦诛秦灭项有功不伐（伐，夸耀自己之意）是其忠也，“制典章、正法度、本礼秩、以治民” 是其仁德也，“奋起仗剑” 是其勇也，智、仁、忠、勇、德，无一不体现了惟馨公传承和发扬儒素家风。
惟馨公逝世，高祖赐以礼葬，赠辅国上将军，谥忠毅公，葬于雁门。
这里附带说明一下，关内侯是寄食侯，没有封地不建国，列侯有封地建国。王俭《姓系录》载，钮馥字元芳汉封关内侯……食二千石。家谱记字惟馨，王俭记字元芳，不矛盾，古来一个人有几个字是正常现象，字是表述名的含意，馥就是芳、馨之意。辅国上将军是个荣誉头衔没有实职，位比宰辅，可见高祖把他的丧事办得如此隆重，规格极高。还有谥号，忠是指“危身奉上”。毅的含义是刚毅、毅力。忠毅公的谥号表达了刘邦对钮馥极好的评价。据《夫椒谱》记载，钮馥子名智一，生卒葬娶皆缺，智一生一子，名冲。是知钮冲是钮馥的孙子。
惟馨公为国为家做了毕生贡献，我们考辨他就是要弘扬祖德，激励子孙，与时俱进，做出新的贡献！
钮因干写于2009年2月14日（初稿）
- 祖功宗德 （上）
沉寂了二百七十年的钮氏，自西汉初惟馨公崛起，钮氏发展为二后五侯之贵。对于“继祖之功，宗祖之德” 一语所包含的崇敬心情 ，有了实感，有了理性认识，怎不令人肃然起敬。今天细读家谱见题名曰《祖功宗德录》，之所以题名《祖功宗德录》其所怀尊祖敬宗之情，真乃溢于言表。这一章开始将逐个考辨两汉祖先的功德。
一．汉梁州刺史（牧）钮充，袭爵关内侯。钮充，《吴兴谱》、《夫椒谱》均无记载，见诸于宋、谈钥字元时《吴兴志。著姓篇》考证钮氏确为吴兴著姓的依据。云：“钮姓不详得姓之由，汉有关内侯馥，而冲、充皆以牧守袭爵，其为姓旧矣。”注意，从这一条看钮充应该是在西汉钮冲的同时或稍后一点。但在原注中又记：“吴兴统记载，王俭姓系云，……充，後汉梁州牧，袭关内侯，……。”矛盾了，钮氏在后汉没有关内侯怎么袭爵呢？那末倒底是西汉梁州刺史呢，还是东汉梁州牧呢？查看一下谈钥的《吴兴志》呀！可惜原本久佚，这是从《永乐大典》中抄出来的。而《永乐大典》是明成祖命解缙等编，成书于永乐六年（1408年）正本毁于明亡之际，副本在清咸丰八国联军入侵时大部遭焚毁，未毁的几全部劫走，1906年中华书局据历年征集到的七百卅卷影印出版，连谈钥的原本也看不到了。因此，永建公提出以下二条，1。两汉但有益州，并无梁州。2。后汉在灵帝前但有刺史并无州牧。据此把它否定。并且还说，贾弼、王俭是根据钮氏那一本旧谱作依据的呢，应该存疑。言外之意，谈钥的原注也是靠不住。且慢，谈钥本身是在做考证工作，用不着弄虚作假，不需要对老钮家溜须拍马。王俭也不是抄老钮家的家谱。不要轻易否定。我们先看一下南宋、郑樵《通志氏族序》（郑樵字渔仲，莆田人，好著书，不下刘向、杨雄，高宗（南宋赵构）幸建康，命以通志进，会病卒，年五十九，入儒林列传。这样一位大儒只做学问不做官该说话靠得住吧！）他在序考中说：“自隋唐以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於簿状，家之婚姻必由於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吏以掌之。仍用博通古文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于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于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国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即五代，梁、唐、晋、汉、周）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看看，一本家谱送上去要考定详实，要有造假还要纠滥，王俭是掌选举的，如永建公当过铨叙部长，谁有资格当官，当多大的官，全凭姓氏书先考核一翻，那能姓氏书就抄抄家谱呢。撰姓氏书主要凭官方资料，要以红头文件为准，你私书家谱送上去要考定详实了才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还要有正副本分别归档保管呢。所以不要轻易否定，要考证。咋考证？永建公不是出了题目了吗？一是汉朝有没有梁州，二是刺史、州牧之辨，引出的第三是怎样考证。
关于梁州，《辞海》中有两条注解。一曰：古地理区域名；二曰：行政区域名。
《尚书·禹贡》中说：“华阳、黑水惟梁州”。华，指华山，可引申为秦岭，“华阳”即秦岭以南；“黑水”众说不一，有澜沧江、怒江、金沙江之说。华阳、黑水即今秦岭以南，云贵高原以北的广大区域。《禹贡》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地理学著作，假托是大禹治水时的作品，其实成书于春秋初期。《禹贡》中第一次将当时人们所认知的地理区域，按山川、大海的自然分界，划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州。中国亦有“九州”之别称，即源于此。
那么，“梁州”是什么时候成为汉中的行政区域名的？在这里，就有必要介绍一下我国行政区划的形成和演变了。
据史料记载：夏王朝居于今黄河中下游一带，后逐步扩展至江、淮地区，并无统一的管理和行政区域。商周时期，始出现“分土封侯”和“封邦建国”。商王、周天子将王畿以外的土地、人民分封给“诸侯”，作为他们的“采邑”。诸侯仅仅对商王和周天子以象征性的贡赋和服役，王和诸侯各自为政。所以，在商、周的疆域内，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地方行政区划。周平王东迁后，诸侯国坐大，周王室渐微、形同虚设，亦等同于诸侯国而已，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长达数百年的兼并战争，最终只留下“战国七雄”。各国内部出现了“郡、县”的雏形。
秦统一后，实行“郡-县制”，以“郡”领“县”。这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区划的开始。秦初设36郡，后随着领土的不断扩张而增至40余郡。汉承秦制，但汉初却又大封同姓为王，建立等同于“郡”的诸侯国。因此，西汉实行的是“郡（国）-县制”。 根据梁、沈约撰《宋书州郡志》记载：“……汉初又立徐、梁二州，武帝……改梁曰益，……” ，（沈约在历史地理学方面把原本“千回百改，巧历不算” 的错综复杂情况，理出了头绪，在历史地理学方面，是个巨大的贡献。他把三国以来政区演变都记录下来，因而到现在历史学家都大量引用《宋书。州郡志》）西汉的“州”，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级行政区，只不过是按地理区域划分的“监察区”而已，西汉武帝设置的监察区称为部，俗称州，，元封五年在全国分设十三个监察区，每区设刺史一人，负责一区的监察工作。至此，汉朝独立的地方监察制度——刺史制度正式建立BUz M MK7g+d。
刺史的职责是：“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史称“刺史六条问事”。刺史六条问事是汉武帝亲自主持制定的。其具体内容是：“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倍，背也）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 详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六条中的第一条，规定了汉代监察的重点，即监督地方的强宗豪右，而其余五条是考察郡守的。从这六条的内容也可以看出汉武帝设置刺史的目的在于限制豪强地主、郡国首相势力的发展，严防他们相互勾结，形成对中央集权不利的割据局面。
除上述六条外，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监察各诸侯王。刺史职大任重，全面考察其全部活动，具体分以下三个方面：
1．巡行郡国，以六条监察郡守、国相、诸王。发现有六条所列的不法行为时，此时有权进行弹劾，并及时报请上级监察机构处理。
2．考察地方治理情况，断治冤狱，及时把情况向中央政府汇报。中央对这些情况加以审核，以此作为奖惩的根据。对于治郡有方、政绩显著的官吏，朝廷给予奖励。
3．刺史还有权向中央荐举人才，刺史发现人才，可以随时向中央政府推荐。
总之，汉武帝设置刺史，是中央安插在地方的“耳目”，他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督察郡守国王，打击强宗豪右，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了解和控制。这对于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的统一是有益的。征和四年(前89)，又设置司隶校尉一职，掌察举京师百官和近畿七郡，从此全国连同十三州部共有十四个监察区。成帝元延四年(前9)省司隶校尉，绥和二年(前7)复置，改名司隶。绥和元年改刺史为牧，哀帝建平二年(前5)复为刺史，元寿二年(前1)复为牧。据此，除元延四年至绥和二年两年外，征和四年以后的西汉后期九十余年，一直维持着十四部的制度。
东汉仍设13“州”，但刺史有了固定治所。“益州刺史部”治“雒”（今四川广汉）。东汉末年，政治衰微，天下纷乱。益州刘焉建议“各州选清明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灵帝中平五年（188年），正式确定“州”为中央与郡（国）之间的一级行政政权，“刺史”旋改为“州牧”。此后，直到隋统一中国，都实行的是“州-郡-县”三级行政管理。
“梁州”正式成为行政区域名，始于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是年，魏灭蜀汉，旋分蜀汉故地为益、梁二州，各领八郡。梁州初治沔阳（今勉县旧州）；晋太康中移治南郑（今汉中市）。辖境相当于今陕西秦岭以南，子午河、任河以西，四川青川、江油、中江、遂宁和重庆壁山、綦江等县以东，大溪、分水河以西及贵州桐梓、正安等县地。后经两晋、南北朝，由于“州”越设越多，其辖境逐渐缩小。
两汉州部的不同，主要不在于由十四部变为十三部，而在于州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①西汉时刺史或州牧对部内郡国长吏只有省察举劾之权，无权黜退；凡郡国长吏被举劾为不称职的，需要由三公派遣掾吏案验，然后黜退。东汉自光武即位之初起即“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有所劾奏，便加退免”，从此刺史的权任大大提高了一步，事实上已成为郡国守相的上司。
②西汉刺史或州牧平时“巡行所部郡国”，“岁尽”则“诣京师奏事”，虽然在外日久而在京日暂，但论其性质则是由中央派遣在外执行中央任务的中央官，而不是地方官。所以《汉书·地理志》既不按州部而按郡国排列，亦不见州部治所，因为那时州刺史“居无常治”，只有暂时的驻所，没有固定的治所。至东汉建武十一年“初断州牧自还奏事”，从此州牧或刺史不复自诣京师(奏事改由计吏)，也就是由中央官变成了地方官。所以《续汉书·郡国志》便将所有郡国改为按所隶州部排列。
东汉末年的改制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四方多事，五年，选朝廷重臣出任州牧，“镇安方夏”，“州任之重，自此而始”。从此州由监察区逐渐转变成为行政区，地方行政区划由秦汉四百年的郡县两级制开始进入了此后四百年经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初的州郡县三级制
根据《汉书-地理志》：此处所载为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情况，某些国后来变成郡，也有的郡变成国，所以只能给大概统计数字。
/CP+kKJL!}'m①朔方部刺史--掌察举并州5郡104县：北地郡（19县）上郡（23县）西河郡（36县）朔方郡（10县）五原郡（16县）
-eu4V7E II({②并州部刺史--掌察举并州6郡90县：太原郡（21县）上党郡（14县）云中郡（11县）定襄郡（12县）雁门郡（14县）代郡（18县）"
③交州部刺史--掌察举交州7郡55县：南海郡（6县）郁林郡（12县）苍梧郡（10县）交趾郡（10县）合浦郡（5县）九真郡（7县）日南郡（5县）$U1Y*t?!X,o;B
^L&QB)|L{0M0H④冀州部刺史--掌察举冀州7国4郡133县：赵国（原邯郸郡，4县）广平国（16县）真定国（4县）中山国（14县）信都国（17县）河间国（原赵国，4县）广阳国（原燕国，4县）常山郡（18县）巨鹿郡（20县）魏郡（18县）清河郡（14县）'GdEy6zi ⑤兖州部刺史--掌察举兖州3国5郡115县：城阳国（原齐国，4县）淮阳国（9县）东平国（原梁国，7县）东郡（22县）陈留郡（17县）山阳郡（原山阳国，23县）济阴郡（原定陶国，9县）泰山郡（24县）
⑥青州部刺史--掌察举青州3国6郡121县：胶东国（8县）高密国（5县）甾川国（3县）平原郡（19县）千乘郡（15县）济南郡（14县）齐郡（14县）北海郡（26县）东莱郡（17县）
⑦豫州部刺史--掌察举豫州2国3郡108县：梁国（8县）鲁国（6县）颍川郡（20县）汝南郡（37县）沛郡（37县）
⑧徐州部刺史--掌察举徐州3国4郡132县：楚国（7县）广陵国（4县）泗水国（3县）琅邪郡（51县）东海郡（38县）临淮郡（29县）c.S+S$m2UkT6G#y0f
D[Ko Dten| d⑨扬州部刺史--掌察举扬州1国5郡93县：六安国（5县）庐江郡（12县）九江郡（15县）会稽郡（26县）丹阳郡（17县）豫章郡（18县）
⑩荆州部刺史--掌察举荆州1国6郡115县：长沙国（13县）南阳郡（36县）南郡（18县）江夏郡（14县）桂阳郡（11县）武陵郡（13县）零陵郡（10县）
⑾幽州部刺史--掌察举幽州1国9郡162县：广阳国（4县）上谷郡（15县）渔阳郡（12县）右北平郡（16县）辽西郡（14县）辽东郡（18县）玄菟郡（3县）乐浪郡（25县）涿郡（29县）勃海郡（26县）
Mpa!pR"IH&_)c o,U1W⑿益州部刺史--掌察举益州9郡128县：武都郡（9县）汉中郡（12县）广汉郡（13县）蜀郡（15县）犍为郡（12县）越巂郡（15县）益州郡（24县）牂柯郡（17县）巴郡（11县）yKQv$v/z~@
4w HU$e9A2sX&D⒀凉州部刺史--掌察举凉州8郡96县：陇西郡（11县）金城郡（13县）天水郡（16县）武威郡（10县）张掖郡（10县）酒泉郡（9县）敦煌郡（6县）安定郡（21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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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隶校尉部--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设置，掌举京师长安周围百官以下及京师三辅（57县）及弘农郡（11县）、河东郡（24县）、河南郡（22县）、河内郡（18县）.@svC A d7K/E。
"k xy I／一.X看了以上资料证明从汉初到汉武帝改梁为益设置十三刺史部前梁州是存在的。这与“冲、充皆以牧守袭爵” 一语相参照，钮充应在文景时任梁州刺史。而谈钥在文字上用了皆以牧守袭爵，不用以刺史、郡守袭爵的文字，因为在宋时刺史与州牧二个名称早已混用，还有节省文字的原因，所以否定钮充为梁州刺史的存在理由是不足的。
下面来研究一下如何考证的问题 ：就以钮充梁州刺史为例，首先要断定是在西汉还是东汉，根据大量史料判断，州牧一职的出现基本上是郡、县二级制向州、郡、县三级制的转变过程，州牧实质上是一州的军、政最高长官。这可了不得，曹操当上丞相还要领冀州牧呐！钮氏祖先没有当过这样大的一方诸侯，即使家谱失传，这样大人物必有正史传记。再是从钮馥往下排是冲、充袭关内侯爵。所以考证，首先要广泛阅读、搜集第一手史料，“在字缝里做文章”（ 这是史学家谭其骧的话）。然后第二步要进行考据，对史料不能是“拿来主义” ，必须通过考据，去伪存真，去错存对，用可信的史料。例如钮充，王俭姓系录有名必然是真的，但王俭姓系录早就散佚了，历经几朝几代多少人转辗传抄，在年代上有错是很有可能的，到宋、谈钥考证吴兴钮氏是否著姓，用了“冲、充皆以牧守袭爵” 一语，那时牧、刺史己经含混运用，不再是严格区分－是地方行政长官，一是监察官了。更何况充之后还说有东汉荆、兖、青三州刺史钮绰，更不得了，可以取代天子了。这就是对搜集到的第一手史料还得考证－番。第三步做考证工作，写出你的文章要不“渗水” ，不插“风向标” ，司马迁说，“通古今之变” ，就是这个意思吧！我认为永建公提出二条理由加以否定依据不足而且有误，所以，以下犯上，以小犯大，也是“通古今之变” 不插“风向标” 是也。
另外，对正史的史料也要认真考据。例如上面的＋三部刺史州由于汉武帝本纪不是用司马迁的，所以现在还在考证＋二州？＋三州？还是＋四州？
本是考证钮充，相反考证到对永建公否定之否定上去了。文不对题了吗？不。至少没有把祖先钮充从名单中删走。再则在这里考证了刺史、州牧，监察区、地方行政区，还有从刺史居无常所到设置＋三部刺史州，到刺史有固定治所，从监察官到地方军政长官的演变过程，为下面考辫三州刺史钮绰做了先期的考辨工作，没有浪费笔墨、时间。
钮因干写于2009年2月10日(初稿)
第三章 祖功宗德 (中)
二. 钮冲，字和之，又字元度，生年不详，卒于汉景帝七年辛卯（？——前150年）。汉文帝、汉景帝时为弘农太守，袭关内侯，食二千石。
和之公史料有：
《吴兴谱》1。《祖功宗德录》：汉弘农太守讳冲字和之，妻张氏，生一子，曰仁德。文景之世公为弘农太守，政清刑平，百姓富庶，名宦留名，终于景帝七年辛卯。2。《和之公像赞》：於惟钮公，矜持好礼。家有母严，乃成令子。惟孝于家，克施有治。世侯之业，司寇之二。惟民无冤，而有口碑。胡不大用，遂止于斯。惟子仁德，善治其终。图籍之外，萧然一空。汉景帝七年辛卯八月吉旦郎中令王臧撰
《夫椒谱》记：智－，忠毅公（钮馥）子，生卒葬娶皆缺，子－，冲。冲，智一公子，字和之，文景之世为弘农太守，政清刑平，百姓富庶，景帝七年辛卯薨，祭祀名宦祠。配张氏，子－，仁德。仁德，和之公子，汉景帝时诏袭弘农太守。其二，像赞文字与吴兴谱完全相同，惟遗像衣冠服饰完全不同。不再赘笔。
宋、谈钥《吴兴志。著姓篇》有：“冲、充皆以牧守袭爵” 及原注：“冲，字元度，弘农太守，关内侯，食二千石” 。
根据以上史料可以断定的是：和之公是钮馥的孙子，其父智一生卒葬娶的资料都没有了。结合郎中令王臧所撰像赞内容只提其母不提其父的情况分析，很可能逝世时间较早，和之公是在母亲教育下长大的。三个史料内容符合，而且还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应该没有问题了吧？然而，问题出耒啦！《汉书。地理志》弘农郡下注：“武帝元鼎四年置。莽曰右队”。 弘农郡是武帝设置的，文景帝时那来弘农太守？岂不全盘推倒？于是要广泛搜集史料来证明武帝前倒底有没有弘农郡，有，那就证实了；没有，那就全盘推倒。从秦朝查起，开始是三十六郡，以后增加到四十多郡，没有弘农（为了节省笔墨就不一一列出郡名了），汉朝建立之初汉高祖自己统辖十五郡，其余全是王国封地，也没有看到弘农，文景本纪上也没看到设置弘农郡的纪载。这不完啦！且慢，不能轻易放弃。很多史学家都曾经指出：“国史的记载并非绝对准确可信” ，甚至引用了毛泽东词《贺新郎。读史》“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所以他们总结了一条经验：“如按“家谱服从国史” 的原则，前人早己指出“最为不可考信” 的说法了。”仔细研究，《汉书》是班固著的，颜师古注的。颜师古是唐朝人，难道他不能考证有错或者注错了吗？国学大师王国维对《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也提出班固有错。他说：“大多的人都认为“班氏之说信而不可易” ， 自余考之，其真为高帝置（郡）者，曾不及三分之－。”基于这二点，于是在“字缝里做文章” ，终于找到根据了。《武帝纪》“元鼎三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以故关为弘农县。”（新安，今河南洛阳市西，把函谷关向东推进了三百里 ）弘农县作为弘农郡治所。试问，三年设弘农县为郡治所，可弘农郡却是到第二年，元鼎四年才设置，时间如此颠倒，岂不是颜师古弄错了。这倒是我们家谱纠正国史错误的一个例子，所以千万不要轻易否定家谱的记载，在考证中也千万不要随便放弃，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由此也证明我们钮氏家谱正确记载了二千五百年家史，补正史之不足，真是太宝贵啦。我噜噜苏苏写这些，是有用意的，－是要大家看到我们家谱的宝贵，早就说过“《钮氏家谱》用精炼的文字，周详而又真实地记录了二千五百年家史，其历史文化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也是发掘不尽的。”二是与后来者考证家谱时作一个参考，交流一下体会。好了，现在可以根据和之公史料轻松愉快地加以考辨。
“文景之治” ，是汉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汉景帝公元前156——前141年，四十来年间的治绩。可以概括为“社会稳定，政局清明，经济发展，人心归向，”四句话。史学家认为之所以出现“文景之治” ，一是有忧患意识和务实求治的精神。“汉诏多惧词” ， 就是说皇帝自己唯恐有过失没有把国家治理好。臣下呢？在歌功颂德声中，贾谊是痛陈社会积弊，他说，现在的问题让人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长太息者六，其它背理伤道，难遍以疏举。能够居安思危。晁错提出削藩策，他父亲知道这后果是杀身甚至灭族的危险，劝阻他，可晁错也知道会有这样后果的危险，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他甘愿承受。贾山提出《至言》篇，引秦亡教训要皇上搞开明政治。据说那时皇上下诏老百姓包括老弱病残扶拐柱杖争相去看，把它当成福音。看看，一个国家精神是最重要的！其二是重视大局稳定，重视法制建设。废肉刑，废株连罪，废诽谤法与妖言罪。在废株连罪的过程中连周勃、陈平都反对，可文帝二次下诏坚决废除，这种理性乃至人文精神至今都值得人们尊重。废除了阻碍言路的诽谤法与妖言罪乃是开明政治的表现。看看，“言者无罪” 要动真格的！皇帝在法律思想上，承认国法有“不正之法” ，原则要“罪疑者、予民” 就是说嫌疑犯没有确凿证据，他仍是老百姓。而臣下执法，如张释之的依法办事，老百姓惊动文帝之驾，文帝大怒，可张释之只判罚而不判杀。不顺皇帝个人而按法律，其执法如此。看看，皇帝没有特权，臣下不插“风向标” ！其三是重视吏治建设，推行循吏政治。什么是循吏？颜师古说：循，顺也，上顺公法，下顺人情。司马迁说：奉法循理，奉职循理——执法要平。什么是人情？执法中兼顾人情，是既考虑案情实际情况，又考虑正常的人性、人情。酷吏依帝意，循吏依法律，区别就在于此。而且此时一般是“官吏久任制” ，地方官如流水官必无长远打算，也未必能廉政或搞地方势力。久任制有的连子孙都在此长大，如和之公之子仁德还袭职弘农太守呢。其四是提倡俭朴之风，推动经济发展。是时是勤俭从政，轻谣薄赋，这里只说一件事，宫里要新建一座露台，而文帝说，要费百金那是中等户民十家的资产，为何要兴建露台而耗费民脂民膏呢！看看，怪不得和之公“图籍之外，萧然一空。”和之公是在“文景之世” 出任弘农太守的。且看弘农郡、函谷关这个地方对于屏障汉室安稳的险要性：
弘农郡
是中国汉朝至唐朝的一个郡置，其范围历代有一定变化，以西汉为最大，包括今天河南省西部的三门峡市、南阳市西部，以及陕西省东南部的商洛市。由于其地处长安、洛阳之间的黄河南岸，一直是历代军事政治要地。
西汉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武帝设立弘农郡，设郡治在秦国名关函谷关边，县名也是弘农，故址在今天河南省灵宝市东北，辖11县，118911户，475954人。东汉、三国沿置，但今商洛市范围划规京兆尹，只领有河南省西部范围。西晋时，郡南部析置上洛郡，其区域进一步缩小到黄河流域今三门峡市范围。南北朝时，为避讳曾改为恒农郡，隋朝恢复弘农，但郡治弘农向西南迁到了今灵宝市中心，且失去了黄河沿岸的辖地。
唐朝时，弘农郡分为陕州、虢州，从此失去郡名。虢州仍治弘农县（今灵宝市），而陕州境内天宝元年因为在函谷关遗迹发现宝符而更名为灵宝的桃林县，却不是今天的灵宝市所在地，而是汉晋时的弘农县所在地。到北宋时，弘农县先改为常农，后以州名改为虢略。从此弘农不再作为地名使用。
新安县城东里许，有汉函谷关，为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所建。
据史记载；战国时代，秦国为了防备东方诸国西进，在豫西(图库)“淆函孔道”的西端，据险设关，名“函谷关”。汉武帝时，有位楼船将军叫杨仆，为新安县铁门镇南湾人，因“屡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东关”，而“武帝意亦好广阔”，于是便由杨仆主持，把函谷关迁建到新安，史称“汉函谷关”（简称“汉关”）。
是关南靠青龙山，北托邙山，座西向东，前临涧水，距今洛阳市20公里，据历史记载，原汉关的建筑非常壮观：北抵黄河，南横洛水，直抵宜阳散关。关塞相连，有似长城。关前更仿秦关布居，筑有“鸡鸣”、“望气”二台，以壮其势。由此可见，函谷关的东迁，实有其重要的军事目的。东汉末年，京师洛阳设八关都尉官，汉关居首。此后各代帝王多有登临，文人墨客代有题咏。
2000余年来，汉关历尽风云战乱，屡遭破坏，多次重修，最后一次是在1923年。此次重修的规模据载为：关高25丈，南北长10丈，东西宽6丈。关额“汉函谷关”为康有为手笔；东门对联：“功始将梁今附骥，我为尹喜谁骑牛”；西门对联：“胜迹漫询周柱史，雄关重睹汉楼船”。关上四周有护关寨墙，中间是两层关楼，飞檐画栋，气势磅礴。关楼四门均有对联，东门为：“四面青山三面水，一层紫气万层烟”；西门为：“佑彼周室，宏我汉京”；南门为：“紫气犹存贤令尹，青牛重度古函关”；北门为：“巍乎直同百二险，焕然重筑一丸泥”。重修汉关虽未必能与古关原貌相比，但两山夹峙，孔道中通，雄关横卧，城楼高耸，东面辽阔天空，西衬新安古城，其气势亦颇为壮观。每当夜幕降临，人迹敛息，寒星寥落，月上山顶，晚风萧瑟，涧涛轰鸣，乘夜登临，虽不闻古战场声声刁斗，只这冷月寒光，风声涛鸣，也足使人森森然如临严阵。可惜，它又经战乱风火和风剥雨蚀，毁坏严重。现在仅存基层砖石结构平垛，有待重修。
看了上面三个资料，大体上对于弘农郡的重要地位，函谷关的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敌” ，有点直感了吧。再搞点小插曲，大家都知道文景时有大名鼎鼎的枚乘辞赋家吧，枚乘曾二次谏劝吴王刘濞不要造反，所以平定七国之乱以后汉景帝召拜枚乘为弘农都尉，为什么要拜到弘农去？这不清楚表明弘农是汉室屏障嘛！他还是和之公的属下呢，但枚乘以病辞，没有去。可见朝廷对和之公的倚重。和之公的人品德行在王臧所撰的《像赞》，评价比较全面，下面详细考辨：
先说郎中令王臧。郎中令，《汉书。百官公卿表》载：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改名光禄勋。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皆秦官。又期门、羽林皆属焉。大夫掌议论，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不定编制），多至数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谏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中郎（之上的领导，下同）有五官、左、右三将，秩皆比二千石。郎中有车、户、骑三将，秩皆比千石。谒者掌宾赞受事，员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仆射（谒者仆射），秩比千石。期门掌执兵送从，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无员，多至千人，有仆射，秩比千石。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贲郎，置中郎将，秩比二千石。羽林掌送从，次（低于）期门，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骑，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羽林有令丞。宣帝令中郎将、骑都尉监羽林，秩比二千石。仆射，秦官，自侍中、尚书、博士、郎皆有。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课之，军屯吏、驺、宰、永巷宫人皆有，取其领事之号。注意，掌宫殿掖门户乃秦时职责，汉朝职权要大得多了。原注，臣瓒曰：“主郎内诸官，故曰郎中令。”因为：一。皇帝的智囊班子集中在此，二。是侯补官员集中训练和考查的所在，三。替皇帝承宣诏令的谒者也在郎内。所以它的职权已扩大到掌宫殿，掖门户，主郎内诸官司，是宫中最高长官，统领－大批秩比二千石的属官。丞相窦婴，太尉田鼢推荐赵绾为御史大夫（副丞相），王臧为郎中令，组成朝廷最高执政班子，这个班子尊崇儒家，而窦太皇太后（景帝的母亲）尊崇道家学说，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冬＋二月，御史大夫赵馆及郎中令王臧提出不要事事都请奏太皇太后，触及到窦氏掌权，于是窦氏大怒，丞相窦婴、太尉田鼢均被免职，赵绾、王臧下狱，二人都自杀。看，王臧是一位儒家流派，又官居郎中令，这样一位人物为和之公撰像赞，而且是在和之公逝世当年撰写，全面记叙了和之公的家门、家世、家风；涉及祖孙三代的志行品德，治理事绩，所以具有儒家的认同性，言论的权威性，内容的真实性，史料的全面性。为我们考辨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史料，让我们逐字逐句的注译，来弘扬祖德。
原文：於惟钮公，矜持好礼。
注译：於，叹美声，语助、无义。惟，助语，用于句首。公，对尊辈或平辈的敬称。矜持，端庄严肃貌。好，喜爱。礼，礼教。《礼记。经解》恭俭庄敬，礼教也。礼，“齐之以礼” 指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总之是儒家政治思想主张。这头一句就点出，和之公为人端庄严肃，喜爱礼教恭俭庄敬，政治思想主张是“齐之以礼” 。是－位儒家者流。
原文： 家有母严，乃成令子。
注译：严，严格、严谨。乃，于是。成，成功、成就。令，善美。这一句不用母慈足以证明智－公早逝，教养儿子的双职都落到其母身上。由于家教谨严，于是成功地教育出善美的儿子。
原文：惟孝于家，克施有治。
注译：克，胜任。施，施政。治，与“乱” 相对，指社会安定，有秩序。前面“文景之治” 已介绍。这－句讲的是指和之公。只提到孝而未提到悌，证明是单丁子，也证明智－公是早逝的。指出和之公在家孝敬尊长，在官胜任施政，因而，在“文景之治” 中政清刑平，百姓富庶，而名宦留名。
原文：世侯之业，司寇之二。
注译：世业，世代相传的事业。世侯之业，可以双重理解，一是和之公袭爵关内侯，一是弘农太守乃郡侯身份地位。司寇之二，也可以双重理解，一是太守（郡守）主要是掌政，郡尉佐郡守掌军。二是有的郡由太守统掌，而不任郡尉，所以这一句可以理解为和之公是统掌军政大权的太守。司寇，周六卿之一，秋官司寇掌邦禁。邦，诸侯封国之称。禁，禁止法令、习俗所不许之事。而汉初不设司寇－职。这里是借用司寇－词，指和之公是位循吏，执法公平，所以政清刑平，人心归向。
原文：惟民无冤，而有口碑。
注译：从这一句看结合和之公是位循吏，执法公平，从而使老百姓不蒙冤，而得到老百姓口碑，就比较确切的。这个“二” 字，似乎又有“独一无二” 之意。《史记。淮阴侯列传》有“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 之句。用于“司寇之二” 一句上，也就指执法公平是“独一无二” 的誉美之意。
原文：胡不大用，遂止于斯。
注译：胡，为什么。惋惜和之公是儒家者流，碍于窦氏尊崇黄老而得不到大用，停在太守的职位上。
原文：惟子仁德，善治其终。
注译：仁德是指和之公之子，袭弘农太守。以前我理解和之公为政仁德，错了。错就错在没有把称呼认真分析，前面称公，这里称子是不相称的。全篇文字用过二个“子” 字，“乃成令子” 是对其母而言的，“惟子仁德” 是对其子而言的。可见古人用字之审慎、恰当。至此记叙了祖孙三代的风貌，赞扬了和之公的家门、家世、家风及其子有“善治其终” 的能力。终，作终究解，他的儿子终究有能力去治理好的。这含有告慰和之公在天之灵的意思。
原文：图籍之外，萧然一空。
注译：用这一句话最终总括出钮氏世守儒素家风的崇高品德。
《像赞》从叹美声起笔到“萧然一空” 嘎然而止，其叹美之情，情犹未了。又举重若轻，一泻千里，把侯门太守之家，竟是萧然一空的景状，衬托出世守儒素家风的崇高品德，早已跃然纸上，激荡在人们心中，留下无穷的追慕。
和之公你的后代乃子乃孙永远千古景仰您！！
钮因干写于2009年2月19日（初稿）
第四章 祖功宗德（下）
三．钮绰，字宽夫，又字君宏，生年不详，卒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汉武帝元光三年诏为荆、兖、青三州刺史。
关于钮绰的史料：
《吴兴谱》
1．《恩命》 诏三州刺史钮绰曰：朕缵鸿基，以光前烈，然匈奴肆不臣之侮，朕心重自立之功，简尔绰，才堪靖虏，德可任兵，朕协廷议，特命尔为荆兖青三州刺史，锡以虎符一，兵印一，凡所属地方军民，统理兵粮，并资文武三品以下从其调遣，尔宜思乃祖馥佐高祖之功，益励勋猷，克承将业，庶不负朕简任之命，于戏，往，钦哉。汉元光三年己酉十二月初一日诏
2．《祖功宗德录》汉刺史讳绰，字宽夫，妻向氏，生子曰衡，武帝时为荆、兖、青三州刺史，佩虎符兵印。时权贵擅权，绰独廉慎自持，不私亲旧。从大将军青西伐，勋绩丕著。後以寿终，谥忠敏。终于元狩五年。
3．《宽夫公像赞》惟彼哲人，我怀其德。气凌霄汉，志坚金石。才堪靖虏而德任兵职，恩洽荆州而青兖多绩。登庸庙堂，永终将业。或降而黜，或升而陟，先生喜怒，不形于色。 天汉二年壬午三月吉旦御史王贺撰
〈夫椒谱〉的三个资料基本－致，只是个别字多一个或少一个“而” 等之类的字，所以不再重复抄写。
宋、谈钥《吴兴志著姓篇》：“又有名绰者，东汉荆兖青三州刺史”《 原注》“绰字君宏，荆兖青三州刺史” 。
前面我们已经考证在东汉出现三州刺史是不可能的，应从家谱。前面我们也已经考证宽夫公是监察官而不是地方行政长官，更不是割据一方的诸侯。刺史的特点是位卑，秩仅六百石，相当于一个小县县令的待遇。然而职尊权重，由皇帝任命，代表皇帝巡狩地方，有权监察二千石的郡国守相。赏厚，能一下擢为高官。注意，抓住这个特点作为仔细分辨《祖功宗德录》、《像赞》所记就能发现宽夫公的人品德行，以及王贺为什么要主动站出来为宽夫公撰《像赞》。
前面还考证到刺史以六条问事，宽夫公出任刺史时六条问事虽未建立，但看诏书授权远超过六条问事范围。而至锡以虎符兵印，汉武帝给予了很大的特权。
为什么要给予这样的特权？从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开始。为了全面理解我们重温这段历史：
周亚夫平吴楚七国之乱：
吴楚七国之乱发生在汉景帝三年，也就是在公元前154年1月。所谓“七国”是指吴国、楚国、赵国、胶东、胶西、淄川、济南，其带头的是吴王刘濞与楚王刘戊。吴国的都城广陵，即今江苏的 扬州；楚国的都城彭城，即今江苏的徐州；赵国的都城即今河北省的邯郸；胶东国的都城即墨，在今山东平度县境内；胶西国的都城即今山东省的高密县；淄川国的都城即今山东昌乐，当时称作剧县；济南国的都城即今山东章丘，当时称作东平陵。
吴楚七国发动叛乱的原因：
其一是吴王刘濞与汉景帝有旧仇，当年汉景帝为太子的时候，刘濞的儿子进京朝见汉文帝，与尚为太子的汉景帝堂兄弟一道下围棋。因为一点小事发生口角，汉景帝竟然掣起棋盘把刘濞的儿子打死了。事发之后也没听说汉文帝对自己的儿子有何申饬，以及对刘濞表示过什么歉意。因此刘濞开始与朝廷结仇。
其二是自从吕氏集团被功臣与刘氏宗室灭掉后，汉文帝被周勃、陈平选进朝廷，做了皇帝，各国就很不心服。待至文帝一死、景帝上台，各国诸侯就更不把他放在眼里了。
其三是汉景帝上台后，在晁错等人的建议下，推行强硬的削藩政策。晁错的理论是：诸国的造反是迟早一定要发生的，与其让他们晚发生，不如让他们早发生，于是他协助汉景帝开始了削减诸国的地盘。他们先削减了楚国、赵国、胶西国，接着又要削减吴国，于是吴国带头发难。
七国之中以吴国的势力为最大，占据着四个郡。而在吴国的境内又有铜山，可以采铜铸钱，其经济实力相当强大。吴王刘濞的年龄最长，辈分又高，他是汉景帝与各国之王的叔叔，而且在他背后还跟着一个名叫东越的少数民族，所以吴王刘濞可以一呼百应，他们的借口就是“清君侧”。他们说我们不是反对当朝皇帝，我们只是要求剪除皇帝身边的恶人晁错，是他挑动起我们刘氏家族之间的不和睦、不安宁。
西汉手执剑形戈造反的七国集中在三个地区，最主要的是吴国、楚国的联军，他们从今天的江苏地区向西方杀来，首先遇到了地处于今河南东部的梁国的抵抗。梁国的国王刘武是汉景帝的亲弟弟，梁国的都城睢阳，即今河南商丘县。梁国抗击吴楚，既是保卫自己，也是拱卫朝廷。吴楚联军首先进攻的是梁国的城市棘壁，在今永城县西北，而后是进攻梁的都城睢阳。梁国的抗战是极其艰难的，对拱卫朝廷、平定叛乱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他五个叛国中的四个国家胶东、胶西、淄川、济南都在今天的山东境内。他们包围攻打另一个原先答应造反、后来中途变卦的齐国，还没等攻下，朝廷平叛的军队就到了，造反的四国之王皆自杀。这四个反国根本没出山东省境。
参与造反的还有一个赵国，本来赵国是想勾结匈奴人一起进攻汉王朝，但因其他六国很快失败，匈奴见此情景也就不来了，赵国孤军坚持守城七个月，等讨伐齐地的军队胜利而回，遂帮助攻赵的朝廷军队，赵国城破，赵王自杀。
朝廷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周亚夫。当吴楚七国叛乱的消息传到朝廷时，汉景帝就按着他父亲文帝生前的嘱咐，把身为中尉的周亚夫破格一下子提到了太尉之职。周亚夫的主要任务是与梁国共同抗击吴楚。但其作战的实际目的有二：既要打败吴楚叛军，保住朝廷；又要借机极大程度地削弱梁国，以达到朝廷一石击二鸟的预定方针。所以有人给周亚夫出的主意是：先把朝廷大军驻扎在梁国东北方的昌邑城，以逸待劳，把梁国像一块肥肉似的扔给吴楚联军去打。朝廷军队深沟高垒，不要出击，只派出一支小部队深入吴楚联军的后方，在淮河、泗水的汇口一带，断绝吴楚联军的后方供应线。让吴楚与梁国彼此消耗，直到最后都消耗得气息奄奄，朝廷军队再以从未展露锋芒的突然暴发的锐气，出来收拾残局。
周亚夫从头到尾就是贯彻了这种精神，他先是把朝廷大军驻扎在昌邑，即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当时梁国都城睢阳的东北方。他坚壁固守，以逸待劳，同时派出一支军队搔扰吴楚后方，断绝吴楚军的后方供应。后来周亚夫又把朝廷大军向南移动到今江苏砀山县东的下邑县驻扎下来，仍是坚壁固守。后来在吴楚联军疲惫不堪、粮草断绝的情势下周亚夫发起猛烈反攻，一举而大获全胜。吴王濞逃到了少数民族的东越军里，被东越人所杀，首级送到朝廷军里；楚王刘戊兵败后逃回楚国，自杀身死。吴楚联军的叛乱活动，从始至终不到三个月。
吴楚七国之乱的平定，是朝廷对地方割据势力的沉重打击，从此割据势力被朝廷大大削弱。其一是各个诸侯国的地盘从此大大缩小；其二是改变了诸侯国政权的建制，规格大为降低；其三是强化了由中央派员分掌诸侯国的各种权力。于是各国诸侯都从此成了只能享受一定的物质待遇，而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贵族地主。从此各诸侯国再也没有起兵反抗朝廷的实力，即使再有人心怀不轨，也只能是画饼充饥，有其心而无其力了。
汉平七国之乱，在西汉时期的历史上本来是一件大事、好事，在汉景帝做皇帝的十六年中，再没有别的任何一件事情比这一件更光彩的了。在这件事情上司马迁对周亚夫自然是赞美、歌颂的；但司马迁在《史记》十几篇涉及此事的作品中，对汉景帝却没有任何的赞美，相反倒是写出了许多朝廷方面的黑暗。其一是充分展示了汉景帝与梁孝王兄弟之间的尖锐矛盾，以至于汉景帝要为此特别与周亚夫制定一种借着平定七国之乱而极力削弱梁孝王的战略；其二是展示了朝廷官僚袁盎与晁错这一对宿敌都企图借机罗织罪名将对方陷于死地的情景。因为最后事实是袁盎得手，谗杀了晁错，故而后人多同情晁错，但晁错开头想陷害袁盎的来头儿也不算不狠毒，只是没有成功而已；其三是汉景帝本人，在关键时刻居然能听从袁盎、窦婴等人的挑拨，为向七国讨得宽容而昧着良心将晁错当做替罪羊送上了断头台；其四是司马迁写了汉景帝的极度残忍，他给参加平叛的朝廷军队下令，命令他们要“以深入多杀为功”，凡是逮捕到“三百石”以上的军政小吏，都统统杀死，不得有任何迟疑。“三百石”大体相当于今天的科级。一场战后，光是从七个国家杀掉的人头就有“十余万级”。不就是一群刘氏的贵族在相互内讧吗？何至于对被他们所裹挟、所驱赶的平民百姓大泄私愤，大肆屠戮，以至于屠杀到十余万人之多？而汉武帝采取“安内攘外” 的政策，要发动出击匈奴的战争。所以先得安内，早在即位之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赦免吴楚七国之乱首事者被送入官府做奴婢的妻儿子女（见《汉武帝本纪》）。又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四月，将七国之乱中被取消皇室宗族资格，在皇室族谱上除名的重新恢复入籍（见《汉武帝本纪》）。于是，在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夏六月，遣御史大夫韩安国、卫尉李广、太仆公孙贺、大行王恢、太中大夫李息，将兵三十万屯马邑（今山西朔县境）谷中，欲诱匈奴而出击之，单于入塞，发觉逃走。史称“马邑之谋” 。因此，六个月后（注，那时以十月为岁首，所以从元光二年夏六月至元光三年十二月诏钮绰三州刺史仅为六个月），武帝命宽夫公出刺荆、兖、青三州，(即原来发生七国之乱的地区)－方面是为了安定内部，一方面筹画兵马粮草，准备再次发动出击匈奴。这不是顺理成章了吗。所以宽夫公奉诏出刺三州是肩负国家特殊重任的。但宽夫公下去不久，元光三年春黄河决入瓠子河，瓠子河决口（瓠子河自今河南濮阳南分黄河水东出，经山东鄄城、郓城南，折北经梁山西、阳谷东南，至阿城镇折东北经茌平南，东注济水。）黄河水流改道，从顿丘（兖州东部，今河南清丰）决口，向东南奔泻，流入勃海（青州）。五月，濮阳（兖州东部，清丰之南）决口，洪水泛滥，东南由巨野泽（兖州界）通于淮、泗，流向＋六个郡，梁、楚、淮、泗俱灾。这时，武安侯田鼢任丞相，他的食邑在（郇）（不是旬是俞），在黄河之北，水往南，则北无灾，田鼢为了私利向武帝说：“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强塞之，未必应天。”麻烦了，宽夫公才下去就出了这棘手的事。《家谱》中记了这样一段，话：“时贵戚擅权，绰独廉慎自持，不私亲旧。”王贺《像赞》中便出现了：“或降而黜，或升而陟，先生喜怒，不形于色，”的话。
宽夫公在汉武帝心中的地位是“才堪靖虏，德可任兵” ，而且又是佐高帝的功臣钮馥之後，因此还用“尔宜思乃祖馥佐高祖之功，益励勋猷，克承将业” 的话期望他而委以重任。还真有点人情味呢！
宽夫公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排除困难，不顾个人安危荣辱，完成诏命，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春，从车骑将军卫青西伐，勋绩丕著，终不得封侯。你看，到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其子伉为宜春侯，子不疑为阴安侯，子登为发干侯。其余公孙敖为合骑侯，韩说为龙颌侯公孙贺为南峁侯，李察为乐安侯，李朔为陟积侯，赵不虞为随成侯，公孙戎奴为从平侯，将军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将馆皆有功，赐爵关内侯。随卫青西征而侯者不计其数，而宽夫公默默无闻。怪不得王贺要发出：“或降而黜，……不形于色” 之言。
但是，宽夫公于元狩五年逝世後（公元前118年）终于得到谥号，曰：忠敏公。谥法，危身奉上曰忠，敏，疾也。疾者，疾速; 敏捷也。《汉书。严延年传》：“延年为人短小精悍，敏捷于事。”危身奉上，敏捷于事，是宽夫公一生的评价。但是也发出了信号：这八个字是作出牺牲的。自宽夫公之后经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到孺子、王莽钮氏在这一百五十年里竟无一个名人，直到东汉才有富春侯钮衡。宽夫公逝世了二十年，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壬午三月吉旦，御史王贺为宽夫公撰《像赞》，为什么？看看王贺其人便一目了然为什么啦！王贺，是孝元皇后王政君的祖父，王政君是王莽的姑母。天汉时，南阳有梅免、夏政；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云等等。大的有几千人，擅自立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绑辱郡守、都尉，杀二千石，檄告各县，送粮和食，国家立“沉命法” ，即隐藏盗贼者杀，发觉而不捕者杀。天汉二年，武帝遣王贺为绣衣御史，到冀州魏郡抓捕盗贼坚卢等党与，因那时盗贼人多势众，地方上二头为难，自二千石以下直到小吏只得互相隐瞒。王贺在魏郡把害怕盗贼而犯了“逗留罪过” 的官吏都放纵而不杀。逗留罪，就是停滞不前而犯罪，不能与盗贼相提并论，故纵而不杀。然而另－个御史暴胜之到齐（泰山、琅邪）埔徐勃等。奏杀二千石官吏，并杀－千石以下官吏，以及因给盗贼提供通行和饮食方便而“犯法” 的大部分，共－万多人。相形之下，王贺因执行任务不称职而被免轵。他叹息说：“我听说救活一千人，子孙将会受封官，我救活了一万多人，我的后代该兴盛了吧。”于是，在免职这一年，王贺怀宽夫公之德写了《像赞》，是因为二人都是“为政以德” ，不畏权贵，不杀无辜，不邀功赏。这有点与范蠡为宣义公撰《像贽》同一个心情，一方面“我怀其德” ，一方面也为自己吐露心声！但“以德施政” 不是那么容易，宽夫公也曾为此“或降而黜” ，可贵的是“喜怒不形于色” 。这句话把宽夫公的人品、修养，概括得“画龙点睛” ，“淋漓尽致” 。
写到这里，似乎看到了－条规律：从春秋到汉朝二百七十年，从武帝到东汉光武帝一百五十年，钮氏经历了几多劫，几多难，为什么“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头前万木春” 。这个家族始终屹立在世，始终屹立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结论只有一个：文化传承。是儒家思想文化传承。这个规律越往下考证越是清晰，它贯穿了钮氏家族文化二千五百年的发展史。
四．富春侯钮衡，字则平，又字元平，生年不详，约卒于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
关于钮衡的史料：
《吴兴谱》1。《祖功宗德录》汉富春侯讳衡，字则平，妻李氏，生子曰详。宣帝时为九真太守。光武时从征隗嚣，死于陈。建武十－年帝追悼之，封富春侯，赠－品爵，谥节愍（敏下－心）公，遣官祭墓，仍录其子详袭九真太守。
2．《恩命》谕祭富春侯钮衡文：汉建武十年甲午（公元34年）＋－月丙子朔，皇帝遣雁门令葛延致祭于故富春侯钮衡之灵曰：於戏！朕之兴也，遭中叶之维艰，将军之辅也。念王室之多故，矢心竭节，抱义秉中，始征铜贼，而中伤流矢；继征隗嚣，而殁身乱锋。今莽贼已灭，炎德复光，懋功锡爵，朕岂忍忘，特遣使祭卿泉茔，秩加一品之贵，谥公节憨之名，仍录尔子详，用慰尔灵，灵其有知，应为朕歆，尚飨。
3．《则平公像赞》蟒服朱丝，何其荣也。腰带美玉，何其贵也。生罹乎万敌之锋而殁，膺夫一品之秩，又何其遭祸惨而被恩殊也。嘻！此谓忠臣不忘君之遇，君仁不忘臣之忠，故瞻节敏公之像而为之赞也。 建武十一年甲午（注：建武十一年为乙未）春三月雁门令周党撰
《夫椒谱》：衡字则平，汉宣帝时为九真太守，光武时从征隗嚣，死于陈，建武十一年十一月命遣雁门令葛延致祭于墓，秩加一品，封富春侯，谥节敏，配李氏，子一，详。
详，节敏公子，汉建武十一年诏袭九真太守。
谕祭富春侯钮衡。汉建武十－年甲午（十一年是乙未）十一月丙子朔……致祭于故九真太守钮衡曰：……加秩富春侯，赐谥节敏，仍录尔子详袭九真太守之职……。（只录与《吴兴谱》不同点）
〈像赞〉内容基本相同，唯日期为“建武十一年乙未春三月吉旦。纠正了甲午。
宋、谈钥《吴兴志著姓篇》：“衡，九真太守。详，富春侯。《原注》“衡字元平，九真太守。详字子明富春侯，食千户。”
这是最难考辨的记载。家谱记载肯定有误。
- 从西汉宣帝到东汉建武十一年是公元前73年到公元35年，共108年。钮绰死于公元前118年，钮衡约死于建武六年，公元30年，相距148年。钮衡即使生于绰死之年，那末衡死时是148岁。从来也没有－百多岁老将上阵的，且不说他活不了一百四十八岁，兴许有老寿星嘛！
- 而根据谈钥《吴兴志著姓篇》依据王俭《姓系录》记，确有钮衡及其子钮详。但在袭职还是袭爵上与家谱有些不同。
- 根据钮氏家族发展史考辨，吴国灭亡，宣义公把儿孙送到山西雁门，自己隐居夫椒，自此钮氏分成了南北二大世系。南方这一世系由于越灭吴，楚灭越，秦兼天下，已经失势，而北方这一世系由于－直持有贵族身份，所以举义军诛秦灭项重新崛起，西汉时爵止关内侯不能封回南方故里，到东汉由于钮衡死于陈（阵），光武怜之，使其魂归故里而封于富春。正因为这样，才与富春孙氏结有姻亲，钮淑才得以官致吴大帝（孙权）时中书令封临水侯。在南方继起。这是符合发展逻辑的。
- 要之，在宣帝时有钮衡，是钮绰之子。光武时又有一个钮衡，二人同名同姓了。这个可能也存在，因为家谱经历了几朝几代，几劫几难，巳是残篇断简，核正为难。所以明代荫南公修谱时叶可成就指出过“溯其源流，详其世次，不少舛谬” 。“沧海桑田，咸阳劫灰” ，巳经尘封、湮没矣。
让我们从九真郡的历史中寻找痕迹吧！
秦末大乱，南海郡龙川令赵陀自立为南越王，据有南海、桂林、象郡之地，汉初赵阳臣伏归汉。西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四月南越王相吕嘉叛乱，杀南越王赵兴，还杀汉使者终军及汉将军韩千秋，另立赵建德为王，实行分裂割据。汉武帝刘彻乃命环离侯路博德为伏波将军，进行讨伐。路博德挥军过湘、鄂、粤、桂，会师番禹。足智多谋，威德兼施，“兵不血刃而定全粤”，接着“饮马儋耳，焚舟琼山”。他挥师直指海南岛，为了安定人心，他将一些战船焚掉，表示平息叛乱后，将不再用兵，百姓可安居乐业。路博德大军南下琼崖，经雷州平息了叛乱。接着将南越地分置九郡。儋耳（今海南省儋州西北）、珠崖（今海南省琼山东南）、南海（今广东省广州）、苍梧（今广西苍梧）、合浦（今广西合浦）、玉林（今广西桂平西）、九真（今越南顺化以北）、日南（今越南中南部）、交趾（今越南河内附近）。设交趾刺史领九郡。逮王莽辅政，元始二年，日南之南黄支国来献犀牛，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从上述资料看，交趾刺史是控制在汉朝中央的，宣帝以及王莽时应有中央任命的九真太守。光武中兴，锡光为交趾，任延守九真。看来建武十一年钮详应是袭富春侯，而不是九真太守。宋、谈钥引王俭《姓系录》撰《吴兴志著姓篇》所记是正确的。
到东汉光武帝建武16年（公元40年），交趾郡（现越南境内）首领征侧、征贰反叛，占据了九真、日南及合浦（雷州半岛在内）等郡65城。东汉光武帝刘秀命马援出师南伐交趾，又封为伏彼将军（古时凡有水战的地方都用伏波的名称。另外西汉封路博德为伏彼将军平南越取得全胜，这次再用伏彼之名，也有“追前所成之勋，托之名以惊群听”的含意），又封段志为楼船将军，共伐交趾。
18年领表悉平。这段历史与钮详己无关联，很可能钮详袭富春侯后就定居富春，子孙繁衍，到三国孙吴出现了临水侯钮淑。于是，钮氏在南方兴起，而北方则较衰了
。
上面画图是雷州路博德祠
根据以上史料判断，则平公约于更始二年（公元24年）秋，光武击“铜马” 于{枭加反耳音敲}（今河北辛集市），又于馆陶（河北南部，卫河西岸，邻接山东）交战，又大战于蒲阳（河北完县西北，蒲阳古山名）的战争中中箭负伤。建武六年五月，隗嚣反，寇扶风，则平公于陈仓（右扶风所辖陈仓县，今陕西宝鸡市）殁身乱锋。到十年冬十月，破隗嚣子隗纯于落门，隗纯降（隗嚣已于九年病死），于是陇右悉平。仅过了一个月，汉光武就遣雁门令到钮衡墓前祭灵，表达了光武帝的君臣之情。
周党，字伯况，太原广武人（今山西代县），周党与同郡谭伯升、雁门殷谟俱守节不仕王莽。建武中，征为议郎。与则平公都是反对王莽者。
则平公谥曰节敏 谥法制度有两个要点：一是谥号要符合死者的为人，二是谥号在死后由别人评定并授予。君主的谥号由礼官确定，由即位皇帝宣布，大臣的谥号是朝廷赐予的。谥号带有评判性，相当于盖棺定论。节，气节，忠孝节义。敏，敏捷。则平公死于忠节而生时办事敏捷。
则平公葬雁门，证明是雁门钮馥之后，封富春侯又证明是宣义公之后，因为富春侯是列侯有封邑，一般都封于原籍。钮详袭富春侯，使春秋时逃亡在外的子孙，历五百年前赴后继归封祖籍吴地。现今在云南景洪市一带，在明.清二代有以钮姓命名的纽兀长官司(相当于县) 说明当时钮氏在这一带颇盛。
在结束考证两汉篇之际，感触很深，祖辈为我们留下家史的－字一句是多么宝贵。为我们考证钮氏家族发展史理顺源流提供了依据。但是也由于历史种种原因出现了不少断层，使考证工作增加了很多困难。想想这些，我们如不及时续修家谱和考证家史，那末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人岂非也和我们今天一样感触良深。为此，我在后面附录些资料，让我们共同加深认识吧。
附录一：
家谱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一、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关于家谱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众说纷坛，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世本》的意义还在于证实谱学研究发轫于周代，是家谱研究的源头。
就家谱的形式而言，唐代以前的古谱和现存的以欧阳修、苏洵创制编撰体例为特征的明清家谱有所不同，但家谱作为绵延不绝的人类历史象征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究其原因除了追本溯源寻根问祖的目的以外，还在于对家谱重要价值的认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有过“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之说，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可见其重要。古代家谱研究的内容主要在于对谱学的本身，包括谱例的撰写以及家谱发展历史的研究等方面。
家谱的应用研究始于汉代，《史记》中有关帝王谱牒的记载，说明汉代司马迁已经把家谱资料应用到史学领域一纪传体史书的撰写中去。后代史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后代编撰的纪传体断代史如班固撰《汉书》、陈寿撰《三国》……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谱牒资料。中国古代对家谱资料的应用主要在史书、方志和人物评传的撰写过程，体现了谱牒的史料价值。
二、到了本世纪20年代，随着社会科学新领域的开拓，有学者从人口学、优生学、遗传学等新学科的角度肯定家谱的重要价值，并倡导对家谱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在1923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两性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了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为此他提出广收家谱并对家谱进行研究，“我国乡乡家家皆有家谱，实可谓史界瑰，如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谱，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古史辩派的创始人、著名学者顾须刚也说：“我国历史资料浩如渊海，但尚有二个金矿未曾开发，一为方志，一为族谱。”肯定了家谱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梁启超等的倡导下，学术界出现了研究谱牒的热潮，北京图书馆致函社会各界广征家谱。(1945年杨殿殉撰《中国家谱学通论》就是利用馆藏家谱撰写的研究论文。)1931年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柳治徵撰《族谱研究举例》一文可视为对梁文的呼应，该文中有将太仓王氏与武进庄氏比较，分析人口的数量与增殖的例子，开了利用家谱资料进行人口问题研究的先例。利用谱牒资料对人口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还有潭其骧，其著《湖南人由来考》系根据氏族谱系资料对湖南7个县的人口来源作了考证。建国以前在谱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有潘光旦、罗香林等人。潘光旦从192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中国家谱学略史》以后，数年间陆续发表了《家谱与宗法》、《家谱还有些什么意义》、《说家谱作法》等论文，还就遗传与人才的问题进行研究，发表了《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近代苏州的人才》等；罗香林30年代起就重视家谱研究，1971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族谱研究》论文集，大多为早年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对谱学理论的普及与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热情是由史学领域的变革引起的。近代史学的显著特征是打破了以往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史学研究传统，将史学研究转为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关注。新史家们认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重要的是看见整个社会的活动变化。”(梁启超语)史学研究的发展，必然要求突破仅从正史中寻找史料的传统局限，拓展史料收集的范围。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们特别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包括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和异域发现的史料记载都是他们关注和搜集的目标。家谱作为在家族内部编撰的、不公开发行的史籍，又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史研究的史料价值，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史学观念的更新与史料范围的扩展是引发谱学研究的直接原因。
由于战乱等原因，建国前的谱学研究展开得并不充分。其中谱牒资料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不得轻易示人的祖规家训的警戒下，家谱资料的搜集比较困难，以北京图书馆为例，从1928年到1945年总共收集到家谱247种，仅占馆藏的十分之一。大图书馆尚且如此，一般研究机构要获得研究资料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了。
三、解放以后，家谱作为封建残余受到人们的唾弃，对家谱的研究也理所当然地停顿下来。60年代出于对封建族权的批判，有人写了《封建家谱谈》，这是至今所见祖国大陆解放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唯一的一篇关于家谱的论文，家谱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但作为家谱的搜集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土地改革、批判封建宗族，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藏于深阁的家谱被作为封建残余扫地出门，从上海图书馆成为全国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来看，其家谱有许多来自造纸厂回收的废纸堆。这种情况也见于其他图书馆，比如北京图书馆，解放初统计为353种，到1985年清点馆藏已有2228种，大多为土改时期和文革时期所得。正是有识之士对这批历史遗产的保存，才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个宝藏，值得好好发掘。海外华人的寻根意识及对家谱文化的重视则对祖国大陆家谱研究的开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日益加强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家谱研究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当前，家谱研究呈现一派方兴末艾之势。经过10来年的研究，其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家谱资料的整理开发。80年代家谱研究的兴起首先是文献资料的成功开发，北京图书馆在1985年开始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经过数年时间，在完成编撰馆藏家谱目录和家谱提要2228种的基础上，成立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编辑出版家谱的二次文献、资料丛编。上海图书馆收藏有家谱原件 11200种、83000余册，为世界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目前已成立专门机构，加强馆藏家谱的开发、利用及其研究。除了图书馆加快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社会各界也从各个方面促进家谱资料的开发整理。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档案局二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联合编纂《中国族谱联合目录》共收家谱目录12000多种。
2.关于家谱的研究。在家谱资料整理开发的基础上，学术界出现了不少家谱研究的论文。许多论文对家谱的源流、沿革及编撰体例、记事内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一些重要姓氏宗族的家谱作了研究。比如家谱研究中有专文对古代人物白居易、曹雪芹、郑和，近现代人物洪秀全、傅斯年、鲁迅等人的家谱进行研究。在谱学史研究方面，不少学者对前人提出的并为学术界所接受的观点进行了挑战，比如对中国家谱起源的年代研究，前人一般都认为中国家谱起源于周代，而现在有学者根据周代以前的文字记录即甲骨文、金文等资料，以及大量的民族学、民俗学的资料得出中国家谱的起源远远早于周代的结论。关于家谱的形式，有的学者提出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将家谱的形式扩展到书写范围之外。还有对汉代谱学的理解，过去一般都认为“汉朝帝王将相出身草野，不知家世，故不需谱牒学，此为不兴时期。”现在有学者从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的自叙家谱及现存的汉代石刻为依，提出汉代并不是谱学的消沉时期和静止时期，而是谱学的活跃时期和发展时期。尽管他们的研究结论还有待检验，但其勇于探讨的精神和扎实的研究方法却值得提倡。他们的研究对家谱研究朝纵深方向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3.关于家谱应用的研究。从这段时期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书籍来看，家谱资料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无论是在人口学、民族学、人才学、社会学、经济史、华侨史、法制史、伦理学史等方面都有应用家谱资料进行研究的上乘之作。其中利用家谱资料最多，研究成果最大的是社会史的研究。社会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属于微观史学研究范畴。过去史学界重视宏观研究，偏重于讨论社会、朝代发展更替的原因。现在随着家谱资料的重见天日，以家谱作为重要史料基础的社会史研究得到发展。以1996年社会史研究为例，有不少论著是以家谱作为史料基础的。如《中国古代的家》、《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中国的宗族社会》等。还有是姓氏学方面，利用家谱资料梳理血缘亲族的源流的著作有《中国姓氏通书》，详细介绍每一个血缘亲族的起源、演变、分支、迁徒、繁衍的历史，以及家族独特的风俗礼仪、家族文化等。
附录二：
家谱，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
族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在汉族有悠久的历史，后来在民族融合中。逐渐在各民族中开始出现族谱。族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在1960年代中国的破四旧运动中，家谱被当作四旧遭到清理，“成千上万”的家谱被毁，很多中国人不得不毁掉家族世代珍藏的家谱，这对于研究中国人的人文历史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关于家谱的起源，虽然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但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
家谱的形式
家谱的形式有多种。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后来，人们有的用图表裱制垂挂于中堂的，也有的装订成册供家人翻阅的。历史上，官宦人家一般都是采用装订成册的家谱。而平民百姓、经商士绅、豪门则多为悬挂供后人供奉的图表式家谱。
家谱的内容和作用
上古时期的家谱，仅为君王诸侯和贵族所独有，家谱的作用仅为血统的证明，是为袭爵和继承财产服务的，其内容也比较单一，仅为世系的说明。
魏晋以后，选官、婚姻以至社会交往都要看门第，这样一来，家谱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大大增强，家谱的内容也比以往有所增加。
到了宋代，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的风气更加兴盛，这时的家谱在政治生活中基本上不再发挥作用，其作用转移到尊祖、敬宗、睦族上。家谱经常被反复修撰，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到了明清两代，家谱修撰的结构已基本定型，流传到现在的家谱也极为丰富。
家谱的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系图，既某人的世系所承，属于何代、其父何人；第二部分是家谱正文，是按世系图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序编定的，分别介绍各人的字号、父讳、行次、时代、职官、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等。这些介绍性的文字，长者50余字，短者仅二三字，实际是人物小传；第三部分为附录。
有些家谱，在立谱时，便确定了家族世系命名的辈分序列，而且事先标定字号，辈分清楚，乡间名之为“排辈”，实则是排资论辈的意思。由于历史上形成的重男轻女思想，男子在起“大名”时，必须以预定的某字作为名字的一部分。这个字要放在全名三字的中间或最末，各个辈数层次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有着约定俗成的规
一 、 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关于家谱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众说纷坛，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世本》的意义还在于证实谱学研究发轫于周代，是家谱研究的源头。
就家谱的形式而言，唐代以前的古谱和现存的以欧阳修、苏洵创制编撰体例为特征的明清家谱有所不同，但家谱作为绵延不绝的人类历史象征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究其原因除了追本溯源寻根问祖的目的以外，还在于对家谱重要价值的认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有过"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之说，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可见其重要。古代家谱研究的内容主要在于对谱学的本身，包括谱例的撰写以及家谱发展历史的研究等方面。
家谱的应用研究始于汉代，《史记》中有关帝王谱牒的记载，说明汉代司马迁已经把家谱资料应用到史学领域一纪传体史书的撰写中去。后代史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后代编撰的纪传体断代史如班固撰《汉书》、陈寿撰《三国》......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谱牒资料。中国古代对家谱资料的应用主要在史书、方志和人物评传的撰写过程，体现了谱牒的史料价值。
二 、到了本世纪20年代，随着社会科学新领域的开拓，有学者从人口学、优生学、遗传学等新学科的角度肯定家谱的重要价值，并倡导对家谱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在1923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两性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了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为此他提出厂收家谱并对家谱进行研究，"我国乡乡家家皆有家谱，实可谓史界瑰，如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谱，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古史辩派的创始人、著名学者顾须刚也说："我国历史资料浩如渊海，但尚有二个金矿未曾开发，一为方志，一为族谱。"肯定了家谱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梁启超等的倡导下，学术界出现了研究谱牒的热潮，北京图书馆致函社会各界广征家谱。(1945年杨殿殉撰《中国家谱学通论》就是利用馆藏家谱撰写的研究论文。)1931年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柳治徵撰《族谱研究举例》一文可视为对梁文的呼应，该文中有将太仓王氏与武进庄氏比较，分析人口的数量与增殖的例子，开了利用家谱资料进行人口问题研究的先例。利用谱牒资料对人口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还有潭其骧，其著《湖南人由来考》系根据氏族谱系资料对湖南7个县的人口来源作了考证。建国以前在谱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有潘光旦、罗香林等人。潘光旦从192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中国家谱学略史》以后，数年间陆续发表了《家谱与宗法》、《家谱还有些什么意义》、《说家谱作法》等论文，还就遗传与人才的问题进行研究，发表了《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近代苏州的人才》等；罗香林30年代起就重视家谱研究，1971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族谱研究》论文集，大多为早年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对谱学理论的普及与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热情是由史学领域的变革引起的。近代史学的显著特征是打破了以往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史学研究传统，将史学研究转为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关注。新史家们认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重要的是看见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梁启超语)史学研究的发展，必然要求突破仅从正史中寻找史料的传统局限，拓展史料收集的范围。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们特别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包括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和异域发现的史料记载都是他们关注和搜集的目标。家谱作为在家族内部编撰的、不公开发行的史籍，又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史研究的史料价值，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史学观念的更新与史料范围的扩展是引发谱学研究的直接原因。
由于战乱等原因，建国前的谱学研究展开得并不充分。其中谱牒资料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不得轻易示人的祖规家训的警戒厂，家谱资料的搜集比较困难，以北京图书馆为例，从1928年到1945年总共收集到家谱247种，仅占馆藏的十分之一。大图书馆尚且如此，一般研究机构要获得研究资料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了。
当前，家谱研究呈现一派方兴末艾之势。经过10来年的研究，其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家谱资料的整理开发。80年代家谱研究的兴起首先是文献资料的成功开发，北京图书馆在1985年开始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经过数年时间，在完成编撰馆藏家谱目录和家谱提要2228种的基础上，成立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编辑出版家谱的二次文献、资料丛编。上海图书馆收藏有家谱原件 11200种、83000余册，为世界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目前已成立专门机构，加强馆藏家谱的开发、利用及其研究。除了图书馆加快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社会各界也从各个方面促进家谱资料的开发整理。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档案局二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联合编纂《中国族谱联合目录》共收家谱目录12000多种。
2.关于家谱的研究。在家谱资料整理开发的基础上，学术界出现了不少家谱研究的论文。许多论文对家谱的源流、沿革及编撰体例、记事内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一些重要姓氏宗族的家谱作了研究。比如家谱研究中有专文对古代人物白居易、曹雪芹、郑和，近现代人物洪秀全、傅斯年、鲁迅等人的家谱进行研究。在谱学史研究方面，不少学者对前人提出的并为学术界所接受的观点进行了挑战，比如对中国家谱起源的年代研究，前人一般都认为中国家谱起源于周代，而现在有学者根据周代以前的文字记录即甲骨文、金文等资料，以及大量的民族学、民俗学的资料得出中国家谱的起源远远早于周代的结论。关于家谱的形式，有的学者提出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将家谱的形式扩展到书写范围之外。还有对汉代谱学的理解，过去一般都认为“汉朝帝王将相出身草野，不知家世，故不需谱牒学，此为不兴时期。”现在有学者从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的自叙家谱及现存的汉代石刻为依，提出汉代并不是谱学的消沉时期和静止时期，而是谱学的活跃时期和发展时期。尽管他们的研究结论还有待检验，但其勇于探讨的精神和扎实的研究方法却值得提倡。他们的研究对家谱研究朝纵深方向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3.关于家谱应用的研究。从这段时期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书籍来看，家谱资料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无论是在人口学、民族学、人才学、社会学、经济史、华侨史、法制史、伦理学史等方面都有应用家谱资料进行研究的上乘之作。其中利用家谱资料最多，研究成果最大的是社会史的研究。社会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属于微观史学研究范畴。过去史学界重视宏观研究，偏重于讨论社会、朝代发展更替的原因。现在随着家谱资料的重见天日，以家谱作为重要史料基础的社会史研究得到发展。以1996年社会史研究为例，有不少论著是以家谱作为史料基础的。如《中国古代的家》、《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中国的宗族社会》等。还有是姓氏学方面，利用家谱资料梳理血缘亲族的源流的著作有《中国姓氏通书》，详细介绍每一个血缘亲族的起源、演变、分支、迁徙、繁衍的历史，以及家族独特的风俗礼仪、家族文化等。
修谱的作用
一、寻根、留本。古人云：“谱谍身之本也。”意思是谱能告诉你，你是谁?你从哪来。人们常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但你并不知道其中的由来，通过修谱追根溯源，你就会知道了你从哪里来。
人从娘腹中十月怀胎，呱呱落地，在世上几十年，但总要静静地离开人世，古人云：“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名”就是人之本，人生一世死了，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在世上，若干年之后自己的子孙连祖先是谁都不知道，那不是枉活一生，白活一世，换言而之，你的孩子也就是失去了根本。
过去和现在，有很多人为自己的父母、祖父母打碑，一者表示后人的孝心，二者是不忘先人，但它又能保藏多外?世代变迁，人为的损坏，年代长久日月的风化，也就失去了树碑的作用。而几千年谱书之风，代代相传”从远古至历朝历代，乃至到今天，先祖的名字流传至今，着不是修谱的作用吗?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你的根底在哪里?万里江水，源起何处?一个人连自己的根源都不了解，岂不负先人养你?特别我飞鹏卢氏，已有100多年没有修谱了，早我们采方中发现不知道自己祖父母名字的人为数不少，更谈不到自己是哪支哪房，所以说这次修谱，意义重大，一者可以帮你查清你的祖先是谁，让你的名字与先祖一起流芳千古，二者你如果真的断线，把你的祖辈、父辈和你一周记载下来，让你的后人代代相传，永远知道你们是他们的先祖，将来和他们一起流芳千古。
四、血肉联情。俗话说：“亲不亲，故乡情。”“多个朋友多条路。”在大流通的社会中，在国际一体化世代，人们不可能禁锢封闭。走出家门，走出国门，这是今后人子孙必行之路，通过联宗族谱，本族同一血脉的同胞更进一步加深了解。一个人走在外，路人(路上随意向隅的人)不如乡人(自己家乡的人)，乡人怎与血肉之情相比。经济开发中的往来，生死祸福的降临，人与人之间自然也非常必要相互提携、帮助，有了谱书，哪怕你走到天涯海角，哪怕相见恨晚，血肉亲情一定更好、更深厚。
五、承前启后。这里有双重含义，一是上对先人，二是下对后辈，先人千心万苦创业，育人，为卢氏家谱为社会创下了丰功伟绩，不能从我们这一代丢掉，必须通过修谱，为他们立传，把他们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作为永久的纪念，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对后人来说，我们应该给他们留点什么?是金钱?美女?房屋?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美如玉。”先人只能留给后人知识，精神财富，思想财富，留给他们祖宗的品德，儿孙们才有生财之道，才能发迹万贯，这些都溶聚在我们的谱书之中，只有把这些留给他们，才能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后人。
综上所述，修谱何用?回答是：寻根留本，清缘备查，增知育人，血肉联情，承前启后。
家谱是人类以血缘为核心亲缘关系的投影，若从人与群体联系观念形成的角度考察，起源相当久远。现在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已经表明：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前，血缘关系是人类群体最初、也是最重要的纽带。人类最初出现的群体是“榛榛狉狉、群居袭处”的原始群，此时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纯是浑然之群。按照古人类研究得出的结论：在人类存在的三百多万年历史中，约有二百九十万年是处在原始群时期，到了距今十多万年时才开始产生氏族制度。浑然的原始群，开始分为若干小群，而且演进愈深，分析愈细，辨别亲疏的族群观念也随之产生，“故人之相仁遇也，始于知生我之母。知有母，则知有与我同母之人焉。由此而推之，则知有母之母焉；又知与有母同母之人焉。亲族之关系，盖由此而昉也。”这也就是后来作为家谱核心和基本内容世系的萌芽。
血缘亲疏的辨析，族群世系的认同，应是谱牒产生的根源，口述口传的世系，正是家谱滥觞。古有“瞽蒙主诵诗，并诵世系”之说，吕思勉考证，“瞽蒙之职，盖尚在小史之前。”可见了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确有口述家谱的存在。我们追溯家谱产生的源头，可以发见家谱（严格地说只能是口述族群世系）、最初的功能就是辨析亲疏，凝聚族群，优化生育，即所谓“亲亲以相及”。此后万变不离其“别”与“聚这两个基本功能的，但随时代推移，社会制度不同，其具体内涵和所起作用也不一样。”
家谱发展及其功能嬗变的脉络，大致可分为周代、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五代以后几个阶段。
周代实行的是宗法封建制度：“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白虎通义》：“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称者为小宗。”《礼记.大传》“族”本来只是有血缘关系的群体，并无尊卑主从之别；而进入队级社会，便有了“宗”，也就是在亲族之中奉一人以为主，主者为尊并有特权，他死了则由宗子继承。这样，家谱别亲疏、明统系的功能渗进了主从尊卑队级特权，为宗法封建政治服务的内容。《周礼.春官》载：“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郑康成注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定之”。“辨昭穆者，帝系《世本》之中，皆自有昭穆亲疏，故须辨之云。”由此可见：周代的家谱《世本》之类，是属于以周天子为首的周室宗族的，它所明的统系，是周宗室的帝王统系；所辨的亲疏，是尊卑贵贱的亲疏。所以，周代的家谱完全是为推行宗法分封，巩固周王朝统治服务的。
周代的宗法分封制度，经过春秋战国战火“礼崩乐坏”趋于瓦解，特别是秦王扫除六合，旧的贵族“公侯子，失其本系”到了汉高祖刘邦“徒步有天下”，宗族组织由兴到衰，由破坏到重建，到东汉时已由世族和宗族代替了。两汉时期的政治，基本是世族地主占统治地位，刘邦尚官，“命官以贤，诏爵以功”，君统与宗统开始分离。所以，两汉的家谱功能是为恢复、复建宗族和形成、巩固世族的统治服务。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士族政治、魏立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选官品人，婚姻嫁媾，士庶分明，尊卑严格，“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由谱系”，因而维系门阀制度的家谱特别兴盛。此时的家谱成了政府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根据，同时也成为士族政治服务的工具。正因为家谱对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发展前途、社交层次有如此重大的作用，造假的现象应运泛滥起来，由“尚官”“尚姓”“至于”“尚诈”，这是利益驱动所致。
由于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中原人口南迁，经济中心南移，五代以后江南庶族地主势力抬头，特别是宋明清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城镇商业繁荣和商帮的出现，推动着社会权力的进一步下称，士族宗族也向平民宗族发展。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庶族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出仕：“婚姻不问门阀”，新兴的地主、商人在社会上获得了应有地位。家谱由于失去了以前的政治功能也由官修变为私修，内容也就更加广泛丰富，它的功能也由政治功能向发挥社会功能的方向发展。具体地说，私修家谱通过姓氏原始、迁徙本末、世系渊源的展现，起着追溯宗、联宗收族，维系和强化作为社会群体的宗族和家庭的作用。
总之，家谱的产生与发展，同社会群体氏族、家族、家庭相联系，它的功能是随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嬗变，从社会功能至政治功能再回归到社会功能，自有文字家谱以来，总的发展趋势是由贵族而士族而平民，维系和凝聚的人群也越来越广。
钮因干撰于2009年2月23日（初稿）
《两汉篇》完